娜拉有天真活泼、聪明伶俐、善良多情的一面，同时也有倔强和不屈服的一面。借钱和签字的事已经反映出了她的刚强和勇敢，对柯洛克斯泰的威胁恐吓，她没有屈服、乞求，而是勇敢承担责任，正视现实，并且尖锐地谴责资本主义的荒谬的法律。剧本最后，娜拉在现实生活的教育下，逐渐弄清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她真正认识了海尔茂的虚伪面孔。这时她明白丈夫过去并不是真爱她，只是把她当作玩物，八年来她只是跟陌生人共同生活，现在再也不能呆下去了，她必须出走。当海尔茂企图用法律来约束她时，她勇敢地进行了辩护，她说："国家的法律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样，可是我不信那些法律是正确的。父亲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许女儿给她省烦恼。丈夫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许老婆想法子救他的性命！我不信世界上有这种不讲理的法律。"海尔茂企图以母亲和妻子的责任来阻止她时，她回答说："我还有别的同样神圣的责任。"那就是"我对自己的责任"。当谈到宗教的时候，娜拉说："不瞒你说，我真不知道宗教是什么。"这些话不仅表明娜拉对当时社会的抗议，同时也反映了她为了追求真理不屈服的一面。易卜生在事件的进程中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冷酷现实展示在娜拉面前，她被迫走向绝路，曾决定自杀。当她认清了自己奴隶地位以后，她觉醒了，变自杀为寻求新生，她毅然绝然地从这个"玩偶之家"中出走了。由此我们更可以看出娜拉是一个开朗活泼、勇于追求真理，刚毅果敢的女性。这一性格会使她在生活中不断受益。 安娜则带着这一性格走上了发展之路。她在思想上、政治上不断的孜孜求索。她在非洲参加共产党组织，但这个组织不去接近非洲的黑人群众，却抱着种族偏见空谈民族的解放。回到欧洲后，她又在英国共产党的某个外围组织里参加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工作。这时候的她虽然信仰马克思主义，但精神上已极度空虚。她不满现存的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念，同时又从根本上怀疑斯大林主义。尤其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她对自己先前所信仰的一切彻底绝望了。她不能再做什么事，作为作家，她患上了写作障碍症;她的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了拯救自己，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发疯，不至于自杀，她接受了心理治疗，但收效甚微。倒是这四本笔记成了灵丹妙药，通过它们，她可以把一个完整的人格分解成四部分，从而消弱死亡的意志，瓦解其强大的破坏力。安娜在性格上对娜拉有所继承并且有一定的发展，是日后的娜拉在踏入社会以后打磨的结果。 三、 情感方面 作为一个正常的人都有情感需要。娜拉深爱着她的丈夫，为了丈夫，她不惜触犯刑律，不惜用自己美丽的双手去还债，但最后却得到了丈夫的谴责，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她选择了离开。也许社会的残酷会让她暂且忘却这无法言说的疼痛，但若干年后呢？若干年后，安娜们对男人仍有很深的依附眷恋之心；她们被世代相传的蔑视妇女的思想所毒害，不时流露某种自我厌恶；以至作者后来觉得有必要自己出面声明：“自由女性”实为“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标题”。 安娜曾向一位对她羡慕不已的已婚妇女说：“我并不自由”。“不自由”有多重的原由和多重的含义。在安娜谈话的上下文中，最直接的意思就是她也象那位妻子一样依赖于男人——至少心理上如此。她也渴望稳定专一的爱情，却又疑心重重，时时准备候补被欺骗、被遗弃的妻子的角色。当与她共同生活几年的男友麦克尔离她而去时，安娜勉强维持了“自由女性”的开明态度，但实质上却象老式的“受害”的妻子那样，一肚子的凄惶。后来她在半疯癫的失控状态下结识了索尔，举止便更似吃醋的女人。每逢索尔外出，她常常要歇斯底里地发作一番。 忌妒心和不安全感是依附心理的必然伴生物。而潜伏在依恋之下的，则是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危机感。把男女间的情爱与恐惧扯到一起似乎有点玄。其实多数爱情故事都拖有一条忧惧的阴影(想想林黛玉们！)。若不是怕女儿老大嫁不到如意郎君，日后衣食无靠，《傲慢与偏见》里的班纳特老太太何至于那般手忙脚乱地为自家丫头们张罗婚事呢？当然，经过许多代妇女的担忧、挣扎和奋斗，如今安娜已不需要一个男人来安排她明日的吃、穿、住。她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婚姻市场上找丈夫的艰难，也不是贤妻良母们的娜拉式的觉醒，而是娜拉们出走之后的迷惘。安娜的恐惧和忧虑无疑更博大、更深刻。这位在南部非洲长大、富于正义感的女作家出于对种族主义的愤慨和对五十年代初英美冷战政策的抗议，曾积极投身于左翼政治活动并一度加入英国共产党。随之而来的是疑惑与失望——对苏联失望、对本国共产党不满，以及对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等问题困惑不安。象许多在“红色”三十年代成年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安娜在创巨痛深的幻灭感中长久地踯躅仿徨着。双重的疏离感折磨着她。她一方面对现状下的英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实践感到失望；另一方面又不能心安理得地回到早已被她自己批判否决的旧资本主义体制中去吃一份中产阶级的黄油面包。她所眷恋的传统人道主义似乎于世道无补；她从事的具体文牍工作并不展示多少令人鼓舞的意义；甚至她对文学创作的热情和信心也几乎丧失殆尽。整个世界似乎被盲目的恶意和暴力所统治。她在笔记中记下了一起又一起的战事、屠杀和暴行。内在与外在的“混乱”使安娜终日惶惶。正是这种精神上的“破产”状况使得男人在她这般的“自由女性”的生活中显得举足轻重。 　由此可见，安娜虽已争得了某种经济独立和行事的自由，却仍然未能逃脱被视为“有价商品”的命运。一些妻儿俱全的“体面”男性把安娜一类单身妇女当作解闷的饭后点心，逢得太太们出门便打电话来相邀。也有的男人把情人视为“成功”的三大要素(发达的事业、美满的家庭和漂亮的女友)之一。无怪安娜们痛感屈辱和愤怒。即使象索尔这样深切感受现代西方社会的冲突和弊端的反叛的游离者，也不能真正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如果说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忧惧在安娜们身上的表现形式之一是不时地渴望退缩回到旧式的受保护的“弱女子”位置；那么在索尔们身上却表现为神经质地逃避传统的“男子汉”的角色。他们之间相互需要而又相互敌视的关系既表现了父权制度留下的病态的心理烙痕，也渗透着现代人的危机感。 　安娜和索尔在疯狂中无节制地爱着、恨着、吵着、闹着。当他们终于从精神失常的深渊中升浮上来时，他们已多少地追回了对于理想——即对那“可望而不可及的美好蓝图”的信念。安娜又一次讲述了“推石人”的寓言。这个小故事初次出现时几乎完全是加缪笔下的西西弗神话的翻版：推石者们不停地推石上山。每当他们取得一点进展，石头就跌落下来，使他们的努力化作徒劳。不过，每经人复述一次，故事就发生某种变形。最后在安娜口中，它已转化为关于历史进步的寓言：“石头跌落下来。但并不一直滚到山底。每次它都落到比起点高几寸的地方。于是这些推石人又用肩膀抵住石头、重新奋力向前了。”安娜和索尔分手时，象协力工作的挚友和同志一样道了别。他们分别从对方那里获得了写下一部作品的灵感。而且索尔终于将他谈吐中的成串的“我”字换成了“我们”：“我们没有认输。我们将继续斗争下去。” 只存在着男人和女人的世界，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不管是在家庭还是在社会上，因此索尔会说：“我们没有认输。我们将继续斗争下去。”出走以后的娜拉肯定会遇到很多感情的挫折，在此安娜已生动演绎。 有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推知，出走之后的娜拉的结局肯定不会太完美，但凭娜拉的能力、倔强，她是不会回到原来的家庭的。